王健林与他的“500个小目标”的告别

端午前，监管部门发布公告，引发广泛关注：万达集团以近500亿元打包出售48座万达广场。此次交易由太盟投资集团联合腾讯、京东、阳光人寿等机构发起的合资方接手，目标是收购大连万达商管旗下48家公司的全部股权。

核心资产的大规模处置，背后反映出王健林身上的债务压力日益增大。

早在5月初，王健林所持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的约3亿股权被冻结。再加上此前被冻结的万达集团、大连合兴投资、万达体育等多家公司股权，总额已接近4.9亿元。

仔细观察，这些接盘方或发起冻结者，往往是王健林长期的“老朋友”。但彼此之间的关系从来不只停留在情分，更多的是商业逻辑在起作用。王健林的朋友圈里，关于朋友与对手、情义与生意的故事此起彼伏。

在这份“铁瓷”名单中，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名字尤为突出。早在2016年，万达因港股估值问题转而寻求A股上市，并与相关方签订对赌协议，试图以私有化提升估值。

然而，随后宏观调控和调控口径收紧，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万达的上市计划受挫，债务风险显现。危急之时，马化腾伸出援手。2018年，腾讯控股牵头联合其他投资方出资约340亿元，帮助解决对赌相关安排。

2021年，万达未能在A股上市，转而以珠海万达商管为主体，与22位投资者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规定未来三年的业绩目标，并设下对赌条款：如2023年底前未在港股上市，需对股权进行回购。

但万达商管在港交所的冲击不断，上市之路再度受阻，叠加新债务增多，企业处境更加紧张。

随后的处置行动中，2023年7月，腾讯控股旗下上海儒意影视以22.62亿元收购北京万达投资49%股权，将王健林“帮场子”的一部分带入新的阶段。除马化腾外，京东、阳光人寿等也参加了此次交易，继续维持与万达的既有关系。

有趣的是，公开资料显示，刘强东与王健林之间并无过多私交，甚至存在一些观感上的小摩擦。然而，刘强东参与万达的连续投资，与马化腾的推动有着密切关联，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私人关系，二人长期保持紧密联系。2018年的对万达的战略投资，往往被视作在马化腾引导下的共同决策。

与此同时，太盟投资的掌门人单伟建也是老朋友，早在2009年便参与了对万达的投资。2021年，万达重组进入港股战场时，太盟在22家战投机构中拥有最大的投资份额之一。

至于阳光人寿，尽管公开报道中少有两位高层的私交细节，但其对万达广场的持续“援手”却不乏证据。近两年来，阳光人寿已经接手多家万达广场的处置项目。

情感与商业往往难以并存。对接手万达广场的确切动机，既有情分，也有明确的商业逻辑：这些投资方希望通过旗下壮大的线下资产和运营经验，为彼此的战略目标提供支撑。

2018年腾讯投资万达后，双方迅速开启线下新业态的探索。2019年5月，两位“中华第一富豪”在北京的万达广场店面合影，成为热门话题，象征两大企业愿景的融合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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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面，投资并非出于单纯的人情。刘强东将线上线下融合视为未来发展的关键，而万达广场的庞大线下流量与成熟商业模式，恰是实现这一蓝图的重要落点。

至于阳光保险，其投资之所以被看作“稳妥且具收益性”，是因为万达广场在中长期中有着稳健的回报能力。对某些“资金充裕”的朋友来说，接盘反而是基于信任与价值判断的选择。

但对其他境况不佳的盟友而言，现实更为直接：尽快回笼资金才是优先事项。

王健林之所以被迫大规模抛售资产，部分原因在于盟友转变为债权人。2018年初参与对万达投资的豪华阵容中，除马化腾、京东外，苏宁、融创及后来的永辉超市等也曾进入投资阵列，但最终路径却因压力与策略调整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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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永辉超市以45.3亿元转让自家持有的万达商管股权，寻求退出。然而，二者之间的财务纠葛与担保关系并未因此而结束。协议的履行难度加大，仲裁介入成为常态，涉及金额高达数十亿。

苏宁方面，在永辉提起仲裁后的第12天正式介入，要求万达回购份额达50多亿元。公开信息显示，王健林与张近东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和互相扶持的历程，但危机时刻也会出现冲突与追索。

同样与王健林关系较深的还有孙宏斌。2017年，为缓解资金压力，孙以631.7亿元收购万达的多项文旅资产，成为王健林的“强力后盾”。但在后来并非彻底支持，孙宏斌也走向了追债的阵营。2024年，融创方面向仲裁机构提出支付巨额股份回购款的请求，其金额与永辉、苏宁等的诉求合计接近184亿元。

在商业世界，友谊与债务往往难以共存。如今的地产行业深度调整下，融创等企业自身也难以承受压力，纷纷寻求以各种方式回笼资金。永辉、苏宁等零售企业同样处在财政回暖的压力线之上，集团业绩受挑战。

尽管朋友间的关系曾经紧密，但在生存与经营之间，后者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当前，71岁的王健林正处于人生的一个艰难阶段。自2023年以来，他已经通过出售多项资产实现资金回笼，总额达到数百亿元。

2024年，传奇影业完成对万达电影股权的回购；年底，英国豪华游艇制造商圣汐国际以1.6亿英镑价格售出给王健林；今年4月，万达酒店管理公司又以40多亿元的价格出售给另一家旅游平台。同时，过去两年间，万达广场的处置数量持续上升，累计出售数量超过80座。这一轮“高强度甩卖”尚未见底，前景仍待观察。

2024年9月，万达商管披露的债券中期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末，合并口径有息负债达1375.61亿元。一年内到期的负债达到302.69亿元，账面现金仅115.77亿元，流动负债与负债之间的缺口达到千亿元级别，现实压力巨大。

如今，手中真正具有变现力的资产大多已指向万达广场，且在珠海万达商管体系之外，王健林自由处置的广场数量已大幅下降，成为其最后的筹码。

尽管前路艰难，在众多陷入困境的企业家中，王健林仍以军人出身的秉性坚守在前线。相对于一些选择“躺平”的同侪，他选择继续前行，带领万达走在自救的路上，克服荆棘。

在网络舆论场上，他依然坚持体面的企业家形象。失败并不可耻，出售资产并不丢人，真正的原罪在于放弃。市场的法则告诉我们：在生存压力下，谁能坚持，谁就有希望。

回到2015年的转型阶段，万达在对服务业的重心转移与轻资产模式的推进上曾迎来高光时刻。到2015年末，万达集团实现收入2901.6亿元，年增长达到约19%，成为不少人记忆中的高光时刻。2016年初的年会和联欢会上，王健林的表演与演唱曾被广泛传播，成为他个人事业辉煌的象征。如今，再看十年前的场景，或许也会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但无论如何，真正重要的是现在的选择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