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当前一个热议的话题，广泛被视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关键技术。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理查德·鲍德温教授通过研究指出，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伴随着社会的深刻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而社会必须以必要的调整甚至彻底的改变来应对转型期的各种挑战。本文将简要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启、其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等相关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如果1997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深蓝”击败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仅仅是计算机能力的小试牛刀，那么2016年谷歌的“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则被视为人工智能崛起的重要标志。“阿尔法围棋”的胜利显示出，自“深蓝”问世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深蓝”依赖程序员提供的明确指令进行基于规则的逻辑计算，而“阿尔法围棋”则通过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自主挖掘样本数据中的模式，并不断调整算法，以更好地适应数据，这正是其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原因。
人工智能的快速崛起主要源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可以用四个定律来概括数字技术的飞速进步：首先是摩尔定律（Moore’s Law），即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每隔约18个月增加一倍，从而提升性能；其次是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12个月增长两倍，增速是摩尔定律的三倍；第三是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节点数的平方，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网络的价值呈指数增长；最后是瓦里安定律（Varian’s Law），免费的数字构件与高价值数字产品结合促进组合式创新的爆炸式增长。
过去十年间，平台经济和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得海量数据的收集和生成成为宝贵资源，促进了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应用的发展。从智能手机的语音助手到搭载智能语音交互技术的音箱，再到全自动驾驶汽车，众多人工智能产品已悄然融入我们的生活，标志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西方国家人口由农村迁移至城市，工作领域从农业转向工业，并引发了第一波全球化。在经历了由信息通信技术（ICT）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进入了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称的“后工业时代”，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现代服务业则成为主导产业。那么，人工智能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这些国家的就业市场产生何种影响呢？
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卡尔·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表明，美国近一半的工作岗位可能面临被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品取代的风险。而根据2018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对大型跨国公司高管的调查，绝大多数高管认为，在业务数字化的过程中，到2023年，超过四分之一的员工将接受再培训或被替换。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这次由人工智能引导的工业革命将直接影响以服务业为主的就业市场，尤其是办公室白领职员这类中产阶级的核心群体。从工作岗位的角度来看，信息收集处理、可预测体力活动等工作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而涉及管理、研发、人际互动或不可预测体力活动的工作岗位则相对安全。换句话说，创造性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和社交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较强的工作受到的影响较小，这正是人类的比较优势所在。此外，第一次工业革命持续了近百年，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持续了超过50年，而由人工智能引领的工业革命进展速度将远超以往，专家预测2020-2030年将是人工智能全面部署的关键时期，这意味着西方社会在面对相关变化时调整的时间相当有限。
兼顾效率与公平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的影响，一种可能的情景是“一切照旧”或“延续过往的做法”（Business-as-Usual），因为从长远来看，重大技术变革不仅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然而，在中短期内，社会将难以确定进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社会是否能够承受这些影响。考虑到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疲软且不平等问题加剧的背景，如果大量服务业从业人员失业并涌入原本就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人群，将对社会秩序和制度合法性提出严峻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美两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大量制造业岗位被取代或转移，民众却很少分享自动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收益，造成了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Universal Basic Income）作为替代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思路逐渐受到关注，尽管尚未广泛认同，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界人士对此表示重视。
与英美等国主要依赖市场来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不同，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重视政府对就业市场的调节作用，其中以丹麦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的做法值得特别介绍。丹麦实施了一种被称为弹性安全或灵活保障（Flexicurity）的制度，简单而言，就是在雇佣自由与劳动者保护之间取得平衡。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保护劳动者但不保护工作岗位，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雇主享有根据市场需求解雇和招聘员工的自由；其次，为被裁员人员提供慷慨但有限的失业救济，例如，失业津贴可达到原工资的90%，但每月最高不超过2000欧元；最后，提供充分的保障措施，促进被替代劳动者再就业，包括再就业培训、求职协助和咨询服务，以及对再就业者的工资补贴等。正是由于这样的弹性安全网，丹麦等国近年来的失业率一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丹麦人而言，失业并不是世界末日，而对普通美国人来说，一旦失业就可能陷入永久性的债务陷阱。
技术进步的步伐或许难以阻挡，但其后果却可以选择。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各国需要根据自身国情在提高生产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之间进行权衡，构建兼顾各方利益且切实可行的制度，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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